抗战以前，贵州医学教育一片空白，不但没有医科大学，就连中等医师、护士学校也没有，只有省立医院开办了一个妇产婴医科传习所，办了一年多就不了了之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原设在长沙的湘雅医学院1938年迁到贵阳，同年原拟在武昌创办的医学院改为国立贵阳医学院，1939年陆军军医学校迁至贵州安顺，1940年国立中正医学院由昆明迁到镇宁，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和卫生署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也迁贵州，高等卫科教育蓬勃发展起来。当时内迁西南的医科院校共9所，国立上海医学院、江苏省立医学院、国立药学专科学校迁重庆，中央大学医学院迁成都，山东医学专科学校迁万县，其余院校迁贵州，约占内迁医科院校的一半。迁到贵州的4所医科院校都有较高水平，湘雅医学院与北平的协和医学院、济南的齐鲁医学院、上海的圣约翰医学院、成都的华西医学院齐名，国立贵阳医学院源于北平协和医学院，国立中正医学院是我国最先自办的医学院，陆军军医学校是军事医学教育的最高学府，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是全国军事医护人员培训中心，卫生署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担负全国公共卫生人员训练，在抗日战争中，贵州成为全国医学教育的重要基地。

国立湘雅医学院的前身，是由湖南教育界人士组成的“育群会”与美国基督教“雅礼会”合办的私立湘雅医学院，实为中美合办的医科大学，创办于1914年，是我国最早创办的医学院之一。1925年，美国“雅礼会”签订的10年合约期满，不再有对医学院的行政管理权，改为中国自办，成立新的董事会。1927年，因湖南政局动荡，学院暂时停办，“雅礼会”召回大部分医务人员。1929年秋，湘雅医学院复校，招收两个医科预备班，有学生44名。1931年，医学院及校董会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注册立案，仍保持中美合作的体制，学院自行管理，经费主要由湖南省政府津贴，教育部补助，美国“雅礼会”捐资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，湘雅医学院是当时少数几个能继续维持正常秩序的医学院之一，一度收容60多个“借读生”，它的教学医院（湘雅医院）为战时伤病员提供服务。1940年8月1日，教育部决定将私立湘雅医学院改为国立湘雅医学院，经费由教育部拨给，继续接受湖南省政府和美国“雅礼会”资助，保持原有的教育方针和教学方法。

战火蔓延至长江流域，长沙累遭日机轰炸，学院被迫搬迁。1938年7月，湘雅医学院将医疗器械运往衡阳，以免遭到损坏。为了能长期坚持办学，决定迁往比较安全的贵阳。9月用汽车将80吨图书设备和学生经广西运到贵阳，行程1400公里，教职员工及家属则由湘西直达贵阳，11月完成全部搬迁。初到贵阳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没有校舍，租借七、八处民居和旅社安置教职员工和家属，学生暂时寄住东山寺庙，借用阳明路贵阳医学院教室上课。1938年11月，租得次南门外窄口滩附近“长沙义园”的一片空地，修建湘雅医学院校舍，从此有了“湘雅村”之名。先建成三幢两层楼房屋作教室、实验室及部分学生宿舍，高年级学生住在中央医学院内修建的宿舍，1941年修建8幢简易宿舍安置职工家属，因用房紧张，一间20平方米的学生宿舍住12——14人，睡双层床，用包装箱作书架，每人发一条小木凳，自带到教室听课。礼堂、食堂狭小，站着开会、吃饭。没有电灯，夜间点煤油灯或打汽灯。没有自来水，学生轮流赶牛车到河里取水。

原任校长王子玕，1937年7月受命为国立中正医学院院长，1939年8月校董会推选张孝骞为院长。张孝骞，长沙人，湘雅医学院第一期毕业生，先后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、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深造，著名内科专家。随校迁来的有教授14名、副教授5名、讲师15名、助教6名。当时在贵阳的专家很多，如贵阳医学院院长、热带病学家李宗恩，中央医院院长、外科专家沈克非等，于是增聘10名名誉或兼职教授。湘雅医学院与中央医院密切合作，以中央医院为教学医院，张孝骞兼中央医院内科主任，教授、副教授、讲师在中央医院兼任科主任或主治医生，中央医院院长及医师在湘雅医学院授课，相互支持，不取报酬。基础课多由本院教师讲授，林绍文授生物学，王承书授物理、数学，龙康侯、谢祚永授有机化学，朱鹤年授生理学，王肇勋授解剖学，张德威授组织学，白施如、刘秉阳授细菌学，徐荫祥、潘世箴授病理学。临床课由学院和中央医院专家讲授指导，内科学教师有张孝骞、吴执中、齐镇垣、王肇勋、李明俊、潘绍周、胡信德，外科学教师有沈克非、袁道、许殿乙、谢陶嬴、陶甫，儿科学教师有钟世藩、杨显素、梁觉如，妇产科学教师何碧辉、吕淑贤、杜梓杨，神经科教师有凌敏猷、黄友歧，热带病学教师李宗恩，眼科学教师有陈世彬、张俊杰，耳鼻喉科教师有陈世彬、林莜周，皮肤病学教师秦作樑，公共卫生学教师有施正信、赖斗岩，放射学教师有荣独山、黎光煦。

湘雅医学院是一所六年制医科大学，设有医学本科。办学的宗旨，是把学生训练成好公民、好医生，宣扬公医制度的优越性和为公众服务的精神，重视医德和医术培养，要求学生“求实求确”。前五学年的教学时数，30%为课堂讲授，70%为实验和实习，第六学年为医学实践。临床教学在中央医院和门诊部进行。上课不指定教科书，不发讲义，教师用英语讲课，学生必须认真作笔记，高年级学生要用英语提问、答题，用英语写病历和实验报告，重视实际操作，每4人提供一具尸体，在教师指导下进行人体解剖。实验必须精确，达不到标准必须重做。在实习中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。根据病情正确诊断、治疗，认真体会病人心理。考试制度严格，除常规的月考、期考而外，随时都有小考，实习有前期考试和后期考试，实行“诚实考试”，一旦发现作弊，严肃处理，甚至开除学籍。考试、实验不及格补考，再不及格留级，实习不合格不准毕业。

随校迁来的学生120名，分一、二、三、四年级。1940年招生160名，其中女生55名，占34%。1945年——1946年招生259名，在贵州共毕业8班、150名。学生有三分之一来自湖南，其余来自广东、浙江、江西、湖北、福建、江苏、河北、辽宁、山东、安徽、四川、贵州、广西等地。他们大半是从沦陷区逃来的流亡学生，多无经济来源，学校的补助有限，生活相当清苦，但能在困难的战时状态下上大学，使他们感到十分幸运，学习上自觉、勤奋、刻苦。在外国学生援助战时学生的捐助活动启示下，学生组织了“自助会”，开展各种互助活动，帮助贫困学生，并以缝衣、种菜等方式自救。因湘雅医学院与教会关系密切，信奉基督教的人不少，建有湘雅基督教学生青年会，与贵阳市基督教青年会及基督教女青年会有密切联系。

“黔南事变”，日军侵入独山等地，湘雅医学院被迫离开贵阳，迁往重庆杨公桥。1945年8月，日本投降，湘雅医学院迁回长沙，1953年改为湖南医学院。院长张孝骞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内科主任、副院长，后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、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、主编《中国内科杂志》，1987年在北京逝世。

“七七事变”后，日本侵略军向华北、华东大举进攻，大学纷纷向西南大后方内迁。北平协和医学院及保定河北医学院、山东齐鲁医学院受到极大威胁，不少师生被迫离开学校，向南撤退。教育部考虑到战时急需医务人员，使流亡教师有书可教，流亡学生有书可读，不让我国的医学教育被日本破坏，决定在武汉新建一所医学院。1937年12月，教育部指派原北平协和医学院李宗恩教授、公共卫生专家朱章庚和妇婴医学家杨崇瑞，组成武昌医学院筹备委员会，以李宗恩为主任委员。筹备刚开始而武汉危急，为了安全起见，决定将筹建的武昌医学院改为贵阳医学院，增聘张志祥、杭立武为委员，成立贵阳医学筹备委员会，并将拟拨武昌医学院的16万元按七折拨给贵阳医学院作开办经费。1938年元月中旬，开始在汉口、重庆、西安、长沙等地招生，招生对象主要是沦陷区的流亡学生，共招新生266人，以协和医学院学生为主，其次是河北医学院、齐鲁医学院的流亡学生。一律免费入学，发给贷金。

1938年3月1日，国立贵阳医学院正式成立，任命李宗恩为院长。学校暂借贵阳中正东路王家烈公馆办公，以阳明路两广会馆和三圣宫为临时校舍上课，教职员工大部分住王家烈公馆，学生分住省立医院（今贵阳市一医）和市场路新世界旅社。1939年“二·四轰炸”后，贵阳医学院征得贵州盐务局同意，在六广门外的一片空地上修建了19栋茅草房作学生宿舍之用，这便形成了“盐务新村”。后又在小宅吉建简易住宅8栋，作为教职员工宿舍。1940年，李宗恩接受了美国“洛氏基金会”捐赠的2万元，在贵阳南郊太慈桥购得百余亩土地，修建了一座两层楼的教学楼，以后又增修一些宿舍，转到新校舍上课。建院后最大的困难是教学仪器缺乏，李宗恩院长与中央医院、省立医院、湘雅医学院等单位商定借用，同时积极筹款定购一批图书仪器。

贵阳医学院设有医学本科和职业专科，本科5年，专科3年。第一批在武汉等地招来的学生，因来源不同，程度不一，编为一至五年级各班，医事职业专修科分为护士班和助产班，1940年又增设卫生工程专修科。1941年设立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，设住院部和门诊部。1942年将医事职业专修科改为贵阳医学院附属高级职业学校，设护士、助产两科。1946年增设药学专修科及医事先修班。因为战时急需医务人员，不能按常规秋季招生，有时是春季招生，并允许招收插班生。抗战时期在贵阳医学院的教师，不少是全国著名的专家、教授。李宗恩是留美医学博士、协和医学院内科主任、热带病学专家；朱章赓是全国著名的公共卫生专家，曾任中央卫生实验院院长，贵阳医学院筹备委员会委员、公共卫生科主任，后调卫生署长；担任贵医筹备委员的杨崇瑞，是妇婴卫生专家；杨济时毕业于协和医学院，留美血液病专家，曾任湘雅医学院教务长、贵阳医学院内科主任；内科专家王季午为院务主任，外科专家周德裕任总务主任兼附属医院院长；郭一岑是留德心理学博士，任贵阳医学院心理学教授；杨葆昌留学英国、美国，任贵阳医学院化学科主任；贾魁为防疫专家，曾任贵州省防疫医院院长；朱懋根毕业于协和医学院，留校任教。杨静波、柳安昌、徐会渊、汤佩松、严镜清、秦作梁、沈隽祺、李瑞林、高永恩、宋杰、程玉林、李葆真等一批专家均在贵阳医学院任教。

1944年冬，日军入侵黔南，贵阳医学院奉命迁往重庆，学校设在歌乐山，图书仪器存放贵阳留守处。贵阳医学院的学生，与在重庆的上海医学院合班上课，以中央医院为实习医院，直到1946年。抗战胜利后，李宗恩奉命接办协和医学院，带走一批协和的师生，外地来的教师和贵阳毕业留校工作的学生，有的到天津、杭州谋职，有的赴美深造，有的复员回家，师资力量大为削弱。教育部打算将贵阳医学院并入上海医学院，在校师生和校友坚决反对，强烈要求“一定要将贵医办下去”，于是由朱懋根继任院长，迁回贵阳复课。

从建院到1949年，贵阳医学院共毕业417人，其中，医学本科16期、239人；护士班15期、113人；助产班11期、44人；卫生专修科4期、17人；药学专修科1期、4人。

抗战初期，著名医学家、生物学家林可胜博士倡议，创办一所新的医学院。他认为早期的协和医学院、齐鲁医学院、上海圣约翰医学院、湘雅医学院、华西医学院都是教会创办，操纵于外国人之手，应当由国家创办一所中国自己的医学院与之匹敌，推行公医制度，成为“南方的协和”。这一倡议得到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大力支持，但要求以“中正”命名。经教育部批准，1937年9月成立国立中正医学院，设址于江西南昌，委原湘雅医学院院长王子玕教授为院长，实行全公费。第一期征取100名、备取30名、实际报到108名，分成两班，在南昌上课。校歌唱道：“使国家昌盛，使民族复兴，使江西繁荣，使赣人见光明，这是蒋公之殊勋，要普救万民，要医学振新，要公医得推行，这都是办校之初心。”

上课3个月，因日机狂轰滥炸，教学无法进行，于12月迁往江西永新，王子玕与时在永新的上海医学院院长朱恒壁商议联合办学，决定西迁，经教育部批准，紧急迁往云南，两校师生乘火车、汽车、轮船到越南河内，然后经镇南关到昆明，设校址于白龙潭。中正医学院与上海医学院机构各自独立，教学上合班上课。1940年昆明白龙潭被炸，上海医学院迁往重庆，中正医学院迁到贵州镇宁。

在镇宁一年，设有一至四年级四个班。王子玕院长聘来了许多教授，如生物学教授赵以炳、病理学教授李配林、微生物学教授汤飞凡、魏曦、诊断学教授刘南山、药理学教授刘绍光、解剖学教授齐登科，内科学教授李振翩、外科学教授黎启勋，耳鼻喉科教授陈世彬，湘雅医学院和陆军军医学校的教授也在中正医学院授课。

1941年，院长王子玕到重庆，以请蒋介石题教训为名，要求增加拨款。蒋介石说：“以我的名字为院名，为什么要迁出江西，躲到西南？江西还有地方，应该马上搬迁回去。”当年暑假，中正医学院迁回江西永新，1943年又迁福建，颠沛流离，抗战胜利后才迁回南昌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中正医学院改为南昌医学院，后与四野医科学校合并为华中医学院，继改中南军医医学院、第四军医学院、第六军医大学，又迁到重庆与第七军医大学合并，改为第三军医大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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