抗战时期，我国上海、南京等地相继失守，部分学生流亡至西南地区。为适应形势需要，当局决定在贵州省贵阳市建立“国立贵阳医学院”。

1937年12月31日，当时的教育部在汉口建立国立贵阳医学院筹委会，聘北京协和医学院李宗恩、公共卫生学专家朱章赓、北平第一助产学校校长杨崇瑞等教授为筹委会负责人，并分别在汉口、重庆、西安、长沙、贵阳五处设招生处，招收流亡的医学生及护士助产学生,约三百人报名登记。

1938年3月1日，国立贵阳医学院在位于抗战大后方的贵阳宣告成立,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九所国立医学院校之一。李宗恩被任命为学院院长。

1950年，国立贵阳医学院更名为贵阳医学院。

光阴荏苒，70多年后的贵阳医学院已成为占地1800余亩、拥有2个校区的全日制大学，在校学生达14000余人，研究生1600余人，并于2015年更名为72886必赢欢迎光临。

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，记者走进位于花溪大学城的72886必赢欢迎光临新校区，参观校史馆、生命科学馆，了解贵医的风雨历程，在见证过贵医建院历史的老校友讲述的“文化西迁”故事中，拾起抗战艰苦岁月中的珍贵记忆……

日军入侵贵州后，贵医师生被迫迁往重庆

今年95岁的梁诗标老先生，退休前为贵阳医学院微生物教研室实验技术员，虽然身体已经不太硬朗，老人待人却非常热情。

1941年，曾在毕节教会学校学习过英文的梁诗标，应聘到刚建校三年的国立贵阳医学院半工半读。他常常是白天上课，晚上加班做实验。

抗战时期，学院实验室的条件很简陋，老人回忆，比如在实验中需要用手摇来分离血清，没有酒精灯，实验员就用木炭加热仪器，“眼睛要紧紧盯着温度的变化，升至37℃，赶快熄火……”老人断断续续地回忆起很多往事，对于国立贵阳医学院转移到重庆的一路艰辛难以忘怀，种种细节仍历历在目。

“说起那段经历，心痛啊！”梁诗标回忆，1944年冬天，日军入侵贵州独山，贵阳告急，贵阳医学院被迫迁往重庆。

“同仁们，我们还要回来的！”当李宗恩院长在动员大会上最后说出这句话时，许多老师和同学都掉下了眼泪。

300多名师生一起出发，每5个人负责用一辆人力车装教学设备和行李，大家轮流拉车，从学校出发，走了一天才走到三桥。

第二天，天空中下起了毛毛雨，车湿路滑气温低，大家累得感觉一步也走不动了。“日本人要来了，不走也得走。”当时学院许多教职员工和学生都是从沦陷区来的，深知日本鬼子的暴行，只有咬牙坚持前行。

几天后，好不容易行进到扎佐，师生们感觉已经累到快要不行了，好在学校总务处买来了几十头牛，解决了人拉车的问题。

队伍走到息烽时，大家晚上寄宿在一所四面透风的小学里，夜晚大家被冻醒，只好相互抱团取暖。队伍行进到乌江岸边时，正逢春节，学校想法杀了好几头大肥猪，让师生们痛快地吃了一顿饱饭。

贵阳医学院迁徙的队伍走到遵义时，传来了日本人被阻击的消息，这一路上的紧张气氛才缓和过来。通过一个救济组织的资助，每名教职员工和学生都分得一元大洋，大家这才得以搭乘长途汽车到达重庆。

在重庆，误入白公馆的教员被校徽救一命

在72886必赢欢迎光临校史陈列馆，有一枚镌刻着“国立贵阳医学院”字样的三角形校徽。这枚由梁诗标老师捐赠的校徽，背后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。

“这枚校徽曾救了我的命。”梁诗标说。

抗战时期，贵医师生被迫从贵阳迁入重庆，在沙坪坝歌乐山借用上海医学院的校舍办学，而这里离国民党白公馆很近。一天，梁诗标外出办事，傍晚返回时误入了前往白公馆的山路，路遇国民党三道哨兵轮流审问。

“我反复说明我是贵阳医学院职工，走错了路。”梁诗标回忆说，哨兵叫来了班长，一番严格的盘问后，又惊动了排长。

“有没有带证件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是贵阳医学院的？”排长看到了梁诗标胸前的校徽，说：“校徽留下，明天你开一张证明来取。证明上要有学校印章和校长签名。”梁诗标随后返回学校，向校方汇报了相关情况。当晚，校长李宗恩亲自开了公函，盖上公章，签下大名，让梁诗标第二天一大早换回了那枚宝贵的校徽。

从此，他一直把校徽戴在胸前，直至后来捐赠给学院。

抗战年代，贵医的显微镜和医学尸体让同行“眼红”

见到95岁高龄的刘伍生教授时，他正在家里阅读近期《光明日报》刊登的“抗战时期主要大学迁移图”。他说，看着这张图，自己仿佛回到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，回到了在贵阳医学院的求学时光。

刘伍生退休前是我省著名的烧伤外科专家，曾担任72886必赢欢迎光临附属医院大外科副主任、烧伤外科主任，又是大学教授，兼任着教学和临床工作。

1942年7月，21岁的湖南醴陵人刘伍生在衡阳报考湖南大学，无意中看到了国立贵阳医学院的招生简章。

刘伍生被院长李宗恩的博士头衔所吸引，加之在中央大学医学院读书的二哥曾告诉刘伍生：医学是一门研究人的神圣科学，医生是从事着救死扶伤工作的高尚职业。刘伍生于是毫不犹豫报考了贵阳医学院，并在当年9月被录取到了贵阳。

“第一次见到贵阳医学院，我心中还是有点失落。位于盐务村（今盐务街）的学院校区，全是茅草房。但在战争年代有书读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事了。”刘伍生说，学院在抗战时期的办学条件虽然简陋，但教学水平不低。六年制的公费医学本科生，实行全英文教学，考试不及格者要留级。与他一同入学的有40位同学，到1948年毕业时，毕业生只有7名。

刘伍生至今还保存着他曾经用过的教科书——1500多页的英文版《解剖学》，翻开发黄的纸张，里面有不少用红笔做的标注。“给我们上生物、解剖、胚胎、病理、药理、内外科等学科课的，都是来自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等国内医学专业的顶尖专家。”刘伍生说。

1945年上半年，国立贵阳医学院迁移重庆，学生们和上海医学院的学生同上了一个学期的课，还发生了有趣的事。

“上海医学院看中我们带去的40台显微镜，还非常‘眼红’我们学院留在贵阳的几十具医学尸体，就向当局提出要合并贵阳医学院。”刘伍生说，贵阳医学院的师生们就一起去在重庆的教育部请愿，最终伴随着抗战的胜利，将学院的设备完好地带回了贵阳。

大医精诚，贵医精神代代传

在刘伍生教授家客厅最显著的位置上，摆放着一张70年前的老照片，相片里的5位年轻人，风华正茂，英姿勃发。

“这是1945年暑假，为了庆祝抗战胜利，我们同寝室的5名同学一起到阿嘛像馆合影留念。”刘伍生回忆说。

国立贵阳医学院成立之初，要求公费入学的学生必须毕业后留在贵州从医，为边民的健康服务满6年后才可以离开本地，而刘伍生则扎根贵州一辈子。

“要想成为一名好医生，一定要对病人抱有感恩心。每一名医生都应该清楚，你的从医经验，都是从病人身上获取的。”刘伍生说，自己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，贵阳医学院成立之初，老师们曾谆谆教导自己“大医精诚”的贵医精神。

72886必赢欢迎光临离退休处徐处长介绍，不管是在医院还是在大学校园任教，刘伍生教授一辈子以“严格”、“严谨”出名，直到退休后，还担任着学校老专家教学督导组督导之职。这位从战争年代走来的老人，身体依然健康，和同为医生的老伴以清淡饮食为主，如今每天看报学习，经常练习书法，家里的墙上挂着他亲手题写的书法作品，小花园则被他和老伴打理得枝繁叶茂……

贵医人抗战救亡活动曾如火如荼开展

72886必赢欢迎光临宣传部副部长姚思勤在整理校史中发现，贵医人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非常突出。他说，那时学生在学业繁重的情况下，于1940年成立学校话剧队，曾为贵阳市抗战筹款而公演《为祖国飞行》，李宗恩院长还亲自编导了《叔叔的成功》等剧目。

姚思勤介绍，贵医同一时期成立的国剧队、歌咏队、口琴队，经常为劳军、赈灾、募捐等在社会上开展义务演出，为电台录音广播，表演的剧目《玉堂春》、《武家坡》，歌曲《为祖国飞行》、《越打越肥》、《我所爱的大中华》、《振兴中华》、《满江红》等很受民众欢迎。师生们还利用暑假组织农村服务队，深入花溪、青岩等农村，为群众治病，进行抗日宣传。

在《贵阳抗战记忆》书中收录的《国立贵阳医学院学生农村服务队花溪工作记》一文中这样写道：

“在花溪的大街上，我们以竹竿高悬着马灯，以桌子为讲台，‘我们为什么要打日本？因为他要害我们的命。我们为什么要灭蝇灭蚊？也是因为它们能害我们的命……’孙丕儿女士神采奕奕地第一个站在桌子上演讲。她还说：‘我们今天来替你们打针，就是来替你们做防空的工作……’她以贵州大众化的语气讲出，引得老百姓听了哈哈大笑、点首称是……”

“‘我们本是神枪手，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……’‘万里长城万里长……’这慷慨激昂的歌声让听众越聚越多，下雨了，仍然在细雨中伫立静听。”

在这段选自《抗敌》第45期1939年7月的文字中，作者李蒸明详细描述了贵医学生下乡工作、宣传的情形。

据校史记载，1940年春，学生张巨清、朱养元、蔡铖侯、陈学诗、王瀛等发起成立“学艺社”，设有社长、编辑组、话剧研究组及顾问。1941年11月，社长改名为总干事，并设月刊干事和医学顾问干事。许多会员在《贵州日报》的《学艺月刊》专栏上，发表评述时局大事的文章；在校内以壁报形式出《学艺副刊》，还经常组织学生举行座谈会，着重研讨科学与时事，开展抗日宣传活动。

1938年8月，在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，贵阳医学院正式建立地下党支部。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为文书组的武纡生，1939年4月由何战白任第二任党支部书记，还有一位地下党员叶楚清。姚思勤说，在党支部领导下，党员积极组织外围组织活动，如读书会、座谈会等，采取各种形式参加抗日救亡斗争。

“院刊成为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方针和政策的阵地。”姚思勤说，支部书记何战白等同志，利用公开出版的院刊，开辟“时事述评”专栏，进行一系列抗日救亡宣传工作，他连续发表了《希特勒手掌中的捷克》、《北方大熊的呼吼》、《张伯伦演说露出了尾巴》等多篇述评，在《国立贵阳医学院院刊》第7期的《怎样伸出第二期抗战的铁拳》一文中提出：“亲爱的中华儿女们，更进一步地努力吧，为我们后一代永远的独立、自由、幸福！”这些时事述评文章，提高了师生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，鼓舞和激励了民众的抗日热情。

1941年皖南事变后，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，提出“防止异党活动案”，党组织被迫进行了转移，地下党员采取单线联系方式，何战白等党员还转到重庆等地进行革命活动。

努力开创贵州医学教育事业

记者在72886必赢欢迎光临位于北京路的老校区和位于花溪大学城中的新校区，都看到了一座特殊的墙，由我省著名辞赋作家王晓卫及相关专家所作的《贵医赋》被镌刻其上。《贵医赋》的内容，展现了贵医的发展历程。

在《战火纷飞 元勋创业》篇章中，“虎峰别墅，迎三百茂良；两广会馆，纳四海书香。三圣宫墙，难禁入夜灯光；华严寺院，长溢扑面清芳。”姚思勤说，这几句话展示了建校初期，贵阳医学院在城区辗转搬家、无固定校舍的情况，足见办学之艰难。

“己卯春寒，敌机猖狂，炸我街衢，毁我屋墙。六广门外，择空地以葺草房；狮子山下，求道艺而面土墙。”——反映了 1939年初，贵阳城区遭日寇飞机“二·四”大轰炸，学校为了防空疏散，和贵州盐务办事处商榷同意，4月初借用六广门外空地建起临时院舍。

1940年3月，学院将医科一、二、三年级及卫工科一年级以及有关科室及教务处、训导处同时迁至六广门外，校本部则于9月20日由两广会馆迁入三圣宫内办公。1940年教育部部长来筑，勘定贵阳市南郊太慈桥170多亩土地建筑新校舍，作为正式校址。1944年秋完成部分校舍，先由前期学生迁入。

1944年冬，日寇入侵黔南，学校迁往重庆歌乐山，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次年返回贵阳。

花溪新校区有一座生命科学馆，“镇馆之宝”是用杨洁泉老人捐赠的遗体所做的人体骨骼标本。

杨洁泉是贵阳医学院第一届毕业生，曾担任贵阳医学院副院长，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，1996年过世。终身从事医学研究的他，生前无私地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母校，用于医学解剖和教学。

“这是生命的升华，也是生命的灿烂延续。”贵医基础医学院副院长、生命科学馆馆长杨明教授说，老院长献身医学的崇高精神，值得后人永远铭记。

生命科学馆内展示的内容涵盖了组织胚胎、生物、寄生虫和解剖学、法医学等多学科标本精品，聚集了贵阳医学院建校70多年收藏之精华，数量达千件以上，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标本馆。

“大部分标本为学校教职工亲手制作，凝聚了一代又一代贵医人的心血。”杨明说，这里是实验教学体系的平台，更是服务公众的科普桥梁。

建立这样的生命科学馆，在建校之初是难以想象的。姚思勤说，70多年前，国难当头，教育经费十分紧张，加上运输不便，外汇限制，添置仪器设备异常困难。办学初期所需仪器设备，一方面需要向各地区医药卫生单位商借，另一方面要依靠自己简单制作，藉以勉强应付。直到1940年，学院才向香港购得显微镜20架及其他各科部分教学仪器。

《贵医赋》中还描述：“大家云集，九州名扬：朱、杨、沈、汤，擅奇技而善推详；张、贾、杨、王，精医理而多妙方。时艰路险，服务边民志愈刚；屋陋粮少，推行公医梦更香。”

对此，史学家史继忠说：在建院初期，大批医学先驱云集贵阳医学院，生物学家林绍文、病理学家侯宝璋、生物化学家汤佩松、内科学家张孝骞、传染病学家王季午、外科学家朱懋根与沈克非、妇产科学家杨崇瑞与李瑞林、公共卫生学家朱章赓等，这些享誉全国的大家，不但为贵阳医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，也开创了我省的医学教育事业。

本报记者 刘辉 文/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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